中关村是我国最早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个科技园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它不仅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首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也是战略新兴产业策源地，在全国各地高新区中都能看到中关村的影子。
我有幸于2010年开始担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副主任，自此与科技发展结缘，走上为创新驱动助力之路。在2019年初调至九三学社中央之前，我分管过产业处、研究室、财务处、创业处、创新处和科技金融处，参与了中关村众多重大改革试点工作，见证了中关村发展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作为政协委员，我亦通过政协大平台提出了一些促进改革创新和科技创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为助力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以 “电子一条街”的形式起步，一批科技企业在此萌芽，开启了科技创业的探索之路。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也随之成立，为中关村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管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持续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科研人才和企业入驻，逐渐形成了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199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中关村形成“一区五园”格局。管委会的职能也逐步拓展，在政策制定、企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2009年，中关村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体制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创新活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2012年时，示范区面积已经增加到488 平方公里，形成“一区十六园”的格局，北京市每个区都有中关村园区。这个时期的管委会，职责进一步强化，责任更大了，站位也更高了。比如，我们在研究改革政策时，既要考虑发挥中关村优势以代表国家参加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也要兼顾在中关村试点成功后在全国其他地方辐射推广的可能。不同于其他政府组成部门，管委会作为北京市政府负责示范区建设与发展的派出机构，并没有行政审批权，所以我们必须以服务求立身，以改革图发展。
中关村成为全国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后，2010年，我们开始了新一轮向国务院申请改革试点的工作。
记得当时，在时任北京市委常委、管委会党组书记、海淀区委书记赵凤桐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开始的是“三个认证”的工作，即中关村是我国乃至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是科技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的试验田，是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策源地。前两个认证相对简单：之所以说中关村是我国乃至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是因为这里汇聚了清华、北大等众多顶尖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诸多科研院所，每年培育大量科研人才、产出海量科研成果，还吸引了大量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国内各地优秀人才汇聚，形成强大的人才磁场，智力资源高度集中；说中关村是科技体制机制和政策改革的试验田，是因为中关村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一直承担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诸多体制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发人才活力等方面的政策都是因为中关村试点成功后推广至全国的。
第三个认证，一方面因为当时相关各地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担心北京会阻碍企业到其他地区布局，故而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和汇总机制，数据很难获得，因此出现了一些困难。我记得，当时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但第二天大家都照常正点上班，并且干劲十足。虽然那时还没有车改，我有专车，也配有司机，但我还是在单位附近租了个步行可达的小房子。记得有一天，我加班到凌晨5点，走回家正准备睡觉时，一通电话又把我叫回了办公室。
三个认证完成后，我们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争取国家支持中关村发展的政策研究，对国内外有关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税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政策法规进行了研究分析，历时四个月、历经百余次修改，提出了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和在中关村示范区进一步开展政策先行先试的六项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和支持中关村创新发展的“1+6”系列新政策（“1”指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打破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传统格局，探索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6”指在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税收优惠、股权激励、科研经费管理改革、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建设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六个方面实施的试点政策），成为中关村发展新的重大机遇。
2013年9月30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关村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这是科技界的一件盛事，是中关村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中关村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度，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组织研究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30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组织开展调查并撰写了示范区“1+6”系列先行先试政策的总结和评估报告，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通过调研提出了拟请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的“新四条”政策诉求并积极推进报批工作。
为进一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力度，激发和释放市属高校科技资源价值，我还参与组织了《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及其实施细则研究制定，促进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和协调创新。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关村的发展便是例证。从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再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伴随并保障其创新发展的是三部条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我在管委会任职期间，经历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后期的修改完善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全过程。虽然有《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奠定的良好基础，前期也形成了14个专题调研报告和1个总调研报告，起草条例历时一年多，草稿多达20多稿，但参与后期完善和旁听人大审议的经历，依然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关村民主法治的氛围和多元治理的威力。
在《条例》修改完善过程中，我组织或参与了一系列座谈会、听证会等，认真听取中关村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科学家、创业投资家代表和社会组织等的意见建议。参会人员畅所欲言，时而唇枪舌剑，观点激烈交锋；时而拍手称赞，会心一笑。《条例》审议通过后，我组织人员对《条例》宣传贯彻落实任务进行了分解，协调20余家委办局，修订和新制定了32项配套政策文件，完成了9万字的条例释义的编辑工作并推动出版。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同志批示：“市委、市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在这次法规的宣传、贯彻、实施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是法规制定和实施相统一的一个成功案例。”
管委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2010年，管委会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等资源，形成工作推进合力，通过信用评价、贷款发放、政府贴息、科技创新、中介服务支持等措施，共同推动中关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工作（即以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向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一系列业务操作和相关管理活动）。各类金融机构在支持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方面开展了探索与相关实践，开发了系列创新产品。基于知识产权评估难、变现处置难等关键问题，我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推动知识产权质押组合融资产品创新，建立完善市场化多方参与、风险共担的工作推进机制。
当时，我牵头与北京市司法局、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合作，联合开展中关村知识产权风险特点及保护对策研究等方面的专题调研，聚焦不断提升中关村企业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水平，进一步明晰营造创新创业法治环境的思路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管委会与北京市司法局战略合作，组织成立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法律服务团”，配合北京市政法系统出台了《市政法委关于为中关村示范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工作意见》。鉴于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性和对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积极与最高院和市高院沟通，共同推动在中关村核心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原由北京市各个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2017年4月24日，中国南非科技园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我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论坛上，两国科技界、企业界代表就科技园合作进行交流研讨，我也介绍了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并就加强中关村与南非科技合作提出了建议。在之后的提问环节，现场有人就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质疑，问道：“有人说中国不重视知识产权，请问中国的代表怎么看？”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当时很多人都陷入了沉思。见此情形，我站起来说道：“我可以肯定，您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并不了解。事实上，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然后，我从中国近年来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数量大幅增长，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大幅增加，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快速发展等三方面进行了说明。当时我还引用了很多数据，如2016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1972.4亿元，是2011年的2.3倍；专利申请量6.9万件、专利授权量3.6万件，分别是2011年的3.2倍和2.9倍。随后我说道：“稍有逻辑和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当我讲完这些之后，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参加中国南非科技园合作项目启动仪式论坛的部分中方代表，左三为作者
营造创新生态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慢工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大局观、政绩观和担当精神。
中关村服务创新创业，靠的不是简单地集聚创新要素和主体，不是简单地提供政策优惠，而是形成有利于“要素聚合、主体协同、文化融合、环境友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不断弘扬“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比如，为发挥中关村高校院所优势，我们推动成立了中国技术交易所，率先探索了科技成果收益权、分配权、使用权改革，推动高校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业队伍并完善分配机制；在降低创业成本、完善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引导成立了各类能提供办公场所、投融资、法务等服务的专业孵化器，支持结合不同产业特点和集聚状况建设公共检测平台等。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论断。我记得当时，随着中关村的发展，管委会资金支持范围不断扩大，资金管理办法一度多到30多项，对应起来有点困难，部分条款还有些难懂。为更好落实全会精神，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催化作用，在维护市场公平中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潜力，在管委会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我组织开展了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碰撞、交锋、融合、打磨，最终我们将管委会的所有资金管理办法整合为条理清晰、兼顾普惠与精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由一个主办法和四个分办法组成的管理办法。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自由裁量权，严格控制对单个项目的支持，原则采取市场评价方式确定支持对象和支持力度。
以支持引导开放实验室为社会提供实验、检测类服务为例，之前是根据设备采购金额一定比率进行补贴，但我们发现，一些实验室拿到钱不好花，且很多实验室对提供服务没有动力。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很多高校院所的实验室不缺设备经费，缺的是非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头费，领导对实验室对外开放是支持的，但具体操作人员由于分配制度与工作强度、工作效果不挂钩而没有积极性。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资金支持办法改为根据实验室为社会提供的合同服务量进行补贴，且可以用于实际发生的非财政供养人员的人头费，为杜绝造假还设置了公示环节。仅这一项改革，就有效地撬动了实验室资源，财政支持资金少了，但实验室提供的社会服务则量质齐升。
针对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难的共性问题，我们推动在中关村率先实施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等政策措施，建成了专门集中展示中关村新技术新产品的公益性平台——中关村展示中心，等等。2017年全国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活动中，北京分会场的筹备过程也是个难忘的经历。该次双创周以“双创促升级、壮大新动能”为主题，9月举办，因为之前主会场一直在中关村，当年将主会场选在了上海，北京就没有事先准备。7月接到通知，设上海主会场和北京会场，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步举办。留给北京的时间很紧张，而中关村的新技术、新产品又很多，要想充分展示难度很大。当时，我们也是“5+2”“白加黑”连轴转，最后精心挖掘并形象展示了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冰刀等300余项代表中关村最前沿、最有前景、最具突破性的新项目，成功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视察指导，进一步弘扬了创新创业文化，推进了技术、人才、资本的高效对接。
2017 年双创周活动准备期间，作者和同事们在周末带孩子加班
为更好地推动协会商会积极发挥枢纽型组织作用，我们立足完善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主要载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主动协调北京市民政局，积极推进社会组织改革试点工作，鼓励社会组织开展跨行政区域活动，切实发挥联盟的创新能力和产业促进作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关村营造并不断完善了由高校院所、科技企业、优秀人才、创业投资、孵化服务、创新政策等六大要素构成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关村“双创”服务由提供基础服务的1.0时代、提供增值软服务的2.0时代，演进到创业资源共享融合、专业垂直、生态多维的3.0时代，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成为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变革源于技术创新，成于金融创新。中关村高度重视科技金融工作，科技金融工作一度是管委会的重中之重。所谓科技金融，就是指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支持、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
因为科技创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和路径不确定性等特性，虽然整体而言回报高，却存在风险高、投入高、周期长等问题；另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结合也是一个不断试错、迭代创新的过程，既要经历工程化的难关，更有在市场检验中不断脱胎换骨的考验，需要梯度培育和持续性金融支持。加之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往往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既没有过往的经营业绩可资比较，也没有历史财务数据作为支撑，对它们的价值评估只能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上。因此，这导致了主要依赖财务数据和抵押担保的传统金融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融资需求，迫切需要系统性地发展与创新特点相契合的科技金融。
在推进科技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遵循科技创新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坚持尊重其金融属性及基本要求；既要根据研发及成果产业化的发展规律和伴随而生的风险特征，系统性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也要注重合理确定信用、杠杆和风险分担，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比如支持引导天使创投发展即是如此。
天使创投具备高效率、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特征，与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精神高度契合。为引导支持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我们配合财政部、税务总局研究支持天使投资个人和创业投资企业税收试点的政策建议，率先开展了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试点，率先出台天使创投风险补贴支持政策，鼓励天使创投机构对成立不超过5年的中关村企业进行投资。2017年，活跃在中关村的天使创投机构数量达900余家，占全国的40%；天使投资人超过2万名，占全国的80%；获得天使创投的案例数和金额均占全国的1/3，居全国第一位。当时中关村311家上市公司中，75%以上都在早期获得过天使投资或创业投资支持。
第五届中关村天使投资论坛暨2016 中关村十大天使投资人及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再比如，支持鼓励科技信贷发展亦是如此。我们加强了信用体系建设，支持研究推广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用评级模型；会同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北京银监局联合发布了进一步推动科技金融专营组织机构创新发展的意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中关村设立专营组织机构，开发适合科创企业特点的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项目。20家商业银行在中关村设立了56家信贷专营机构或特色支行，中关村科技信贷规模稳步提高。
这期间，我还代表管委会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市长领导下，牵头组织制定了我国省级层面第一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密切跟踪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化投资、智能金融等金融前沿科技，推动相关技术在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机构的应用。
北京市领导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多次听取汇报，还专门莅临管委会进行指导。记得当时还就这部规划是由北京市金融局牵头制定，还是由管委会牵头制定，有过不同的意见。金融局牵头，意味着更多关注其金融属性，会更加强调监管；管委会牵头，则更多立足底层科技的发展，更加关注产业发展，更加看重金融科技应用场景的拓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管委会存在的重要意义。中关村就像一个巨大的“监管沙盒”，在这里开展创新活动，特别是科技创新，法无明文禁止都不为过。对一些新的东西、新的产业、新的理念、新的模式，管委会是审慎支持和开放包容的，这刻在了它努力营造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基因里面。所以，当时也有人戏称，在企业面前，管委会代表政府，在其他政府单位面前，管委会代表的是企业，为企业说话。
事实证明，这部规划还是成功的，不仅理念和措施超前，对中关村乃至北京市金融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人民银行和其他地区后续制定相关规划也有较好的示范意义。
我从2011年开始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常委；2013年开始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2023年开始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5年来，我一直履行委员的责任和担当，努力做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以10年来履行北京市政协委员职责为例。我多次参加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等协商活动，两次在北京市政协全体会议上围绕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大会发言。针对调研中发现北京高校院所实力雄厚，但其在技术交易中占比不高；研发能力优势明显，但技术转让和授权许可收入偏低；法人化研发机构盈利差，研发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北京研发、京外制造”已成趋势，但产业链高端价值没有体现等问题，建言打造研发经济高地，通过知识、信息和成果的有偿转化与使用，充分实现创造性脑力劳动价值。相关建议先后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副市长批示。我还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作《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 打造研发经济高地》发言，建议按照疏堵结合、稳步推进等原则，研究制定事业单位技术类无形资产管理办法，争取适应科技型企业集团研发中心法人化的高新认定政策先行先试。另外还曾多次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界别联组会上作专题发言。如，针对调研中发现的中关村乃至北京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市委书记参加的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界别联组会上，围绕“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全球领先创新高地”主题，呼吁中关村必须抓住机遇，将下阶段工作重点从构建并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向服务引领高端产业发展转变，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我参与组织关于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完善科技金融创新体系、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等市政协重点课题的调研20余次，并全程参与相关调研报告的撰写。围绕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交提案20余篇，两次获市政协优秀提案奖，“以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为抓手,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再上新台阶”通过市政协报送全国政协并被采用。
作者在北京市政协联组会上发言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更加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继续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曾就新质生产力发展利用多种形式在中关村开展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交社情民意信息；还就推进创新联合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数据标准化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等提交提案数件。2024年，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十分振奋、深受鼓舞。接下来，我将不断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既积极发挥好凝聚共识的桥梁纽带和关键少数作用，又努力利用好专业专长和联系科技界知识分子的便利，围绕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障碍，深入调查研究，多建有用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为进一步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选自《纵横》2025年第2期，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研究室主任。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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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北京市政协联组会上发言
